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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文本表述上可以看出，宪法针对经济性权利、社会性权利大多采用法律保留型保障，其典型用语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如第8条、第11条、第16条第1款）以及依照法律规定（如第10条、第13条、第44条）等。

内部性是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2]公共风险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的威胁无处不在，且不可完全避免，因而有社会学家惊呼：工业社会，已经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

理论与立法的相互强化使部门法壁垒日益森严，风险控制的整体主义视角却遭到忽视。在数额上，刑罚和行政处罚的额度应当弥补损害赔偿责任所遗漏的那部分额外社会成本。[68]行业法的优势在于区分社会关系发生的不同空间领域，并根据特定行业内部的风险状况和行业内在规律，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控。但公共风险却全然不同，公共风险引发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压制现象，作为不对等的主体，风险制造者和承受者已无法通过私人谈判来合理分配风险。至于刑罚方式，我国《刑法》的规定多达8种，可视为风险控制工具的刑罚主要包括财产刑和自由刑(含死刑)两类。

因此，私法自治始终是控制私人风险的基本法理。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目前通行的风险规制模式将事实层面的风险与规范层面的伦理争议混为一谈，因而不利于发展出一套既鼓励创新又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规则体系。

[35] 调查结论将这起事件定性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其次，由于基因编辑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贺建奎还违反了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法律。在作出这种区分后，不同的审查显然由不同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完成，进行学术审查的委员会主要由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组成，进行伦理审查的委员会则包含更多的非医学、非科技界人士，而技术应用具体个案中的成本/风险-收益评估则是一个更适合行业专家进行评判的因素。但是，正如本文下一部分将要论述的那样，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目的(是为治疗和预防疾病，还是为改良自己或后代的基因)和对象(是针对体细胞还是生殖细胞)进行区分，然后分类治理，是早已形成的国际共识。

(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但在体外实验中改变生殖基因并且未用于生殖的除外。

就在这个项目刚启动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经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提出了基因组测序的简捷方法，并在该项目之外启动了竞争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首先，他提供了一种权威之正当性基础的类型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制定人类基因保护的基本法，以人的尊严和平等等基本宪法权利和价值为基础来塑造一整套规制基因编辑的基本规则，为目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部门规章提供一个上位法基础。他们是唯一的一类有能力至少相对免受理性化官僚知识控制的人。

科学研究与医疗活动(包括临床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实验室开展的不影响活着的人的身心状态的研究，而后者则是干预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活动。每个段落由词语组成，叫密码子。它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万能理论。据媒体披露，贺建奎是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他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完成A轮融资，获资2.18亿元。

他用从停尸房和屠宰场中搜集的人类和动物的骨骼和器官拼接出了一个有生命的怪物。规制 一、引言：基因编辑与生命宪制 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是当下引起最广泛社会关注的科技议题，两者都具有改变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秩序的潜质，而两者也都源于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即生命和智能的去神圣化和可操纵性。

[50]这两份报告所提出的立法和政策建议虽然有区别，但都体现了专家群体的一些基础共识，其主要意图都是向公众展示科学技术界有意愿也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基础科学研究应当得到鼓励，其技术应用应当根据风险的大小和可控程度来接受不同程度的政府监督。现有的宪法讨论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哈佛大学的科技政策与法律问题专家希拉·杰森诺芙教授主编的《重构权利：基因时代的生命宪制》为代表，试图在生命科技及其临床应用的语境中重新解释宪法基本权利(如人的尊严、平等权、隐私权等)来应对科技风险。

(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塑造 人的尊严既是宪法基本权利，又是国际人权法致力于维护的基本价值。译本中的艺术容易被理解为音乐、绘画等人文艺术，而原文中的art则指人借以改造自然的一切技艺，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称之为技术而不是艺术的那些手段。[67]人类已经破解了生命的密码，使生命变得可以编辑，如何运用法律对这种能力进行引导和规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24]按照当时和后来补充的结果，人类基因组(即一套完整的人类基因)由大约32亿个碱基对(即由氢链连接起来的ATGC四个字母所代表的四种碱基之间的一一配对)组成。[37]其次，技术官僚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越来越依靠其他领域的专家而不是普通公众为其提供理性化的决策咨询。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发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51] 体现在这两份报告中的科学家立场影响并主导着英美两国的立法和规制模式，两国都没有制定法律来禁止基因编辑技术的极端应用场景，即出于改良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而是都在审慎监管的名义下给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See Shuichi Hoshika et al.，Hachimoji DNA andRNA: A Genetic System with Eight Building Blocks, 363Science, 884-887(2019).《自然》杂志对这项研究做了更为通俗易懂的报道，See Matthew Warren, Lifes Genetic Alphabet Doubled, 566Nature, 436(2019)。

到1998年，文特尔成立了一家叫做塞莱拉的公司，专注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J. Craig Winter, The Sequence of the Human Genome, 291Science, 1304-1351(2001). [24]参见[英]马特·里德利：《基因组：人类自传》，李南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vi页。

这个方案最终彻底治愈了布朗的艾滋病。首先是专业知识政治化的风险，即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出于其他目的策略性地使用科学和技术的叙事。

人类之所以需要法治，就是要思考科技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非理性的后果，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44]但伦理委员会往往内置于医疗机构，生命伦理学家在长期与医生合作的过程中也成为医疗职业群体的一部分，在伦理判断上很难体现中立性。[46] 整整40年之后，阿西洛马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巴尔蒂摩和伯格再次将阿西洛马模式应用到基因编辑领域。而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和美妇儿科医院虽然设立了伦理委员会，但该伦理委员会并未按规定备案。

正如塞莱拉的研究报告一开始便指出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承载着人类的巨大希望：人们普遍期待，解码构成人类基因组的DNA将会对我们人类进化、疾病的成因以及环境和遗传在定义人类处境方面的交互作用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由主管行政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来规制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这种我国目前唯一的规制生物医学技术应用的方式，不利于解决上述冲突，无法体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如果获得通过，这将是基因编辑一词正式进入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第7条)。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对于打破科学技术界对新兴生命科技所涉及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话语垄断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学既是这种风险的原因和定义媒介，也是其解决方案的来源，基于这一事实，科学为自己带来了进一步科学化的新市场。这种自我批评的制度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许多领域，如果不具备适当的专业技术知识，就无法认知风险以及避免风险的各种方法。

小说的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勇向前、不计后果的研究者。随后，法国、日本、中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应邀参与这个项目，其中中国承担了百分之一的工作。《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估赋予化学家、生态学家和环境科学家以权力。这种模式为许多国家所移植，关于机构内置审查委员会(IRB)在新加坡的发展，See Tracy Evans Chan, Legal and Regulatory Responses to Innovative Treatment, 21Medical Law Review, 92-130(2013)。

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20]就在本文收尾之时，《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新文章，其中报道了科学家在迄今为止书写生命的四个字母之外又人工创造出四个新字母(S、B、P、Z)。

对体细胞的编辑，其效果只会体现在接受基因编辑的个体身上，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是，要发展出这样的法律，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科学家和技术官僚所提供的规制蓝图，还应当回到宪法层面，寻找科学与民主、发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点。

第3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这种观念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基础信念。